第7讲 中国的佛教建筑(3)


第7讲 中国的佛教建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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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辽金时代的组群。现在还保存着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全部是由公元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这一个世纪之间建成的。这个组群规模不如正定隆兴寺那样深邃,但是庭院广阔,气魄雄伟,呈现很不相同的气氛。这个组群虽然年代相距不远,但是隆兴寺是在汉族统治之下建造的,而善化寺所在的大同当时是在东北民族契丹、女真统治下的。这两个组群所呈现的迥然不同的气氛,一个深邃而比较细致,一个广阔而比较豪放,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北不同民族的风格。可以附带提到大同华严寺的薄伽教藏。它是原来规模宏大的华严寺组群遗留下来的两座建筑之一,虽然它是其中较小的一座,可是作为一座1038年建成的佛教图书馆,它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靠着这座图书馆内部左右和后面墙壁,是一排“U”字形排列的制作精巧的藏经的书橱壁藏。这个书橱最下层是须弥座,中层是有门的书橱主体,上面做所谓“天宫楼阁”。这个“天宫楼阁”可以说是当时木建筑的一个精美准确的模型。整座壁藏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书橱。
  在山西洪赵县的霍山,有两个蒙古统治时代建造的组群广胜寺。这两个组群是一个寺院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叫作上寺,一部分在山下叫作下寺。上寺和下寺由于地形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轮廓线。上寺位置在霍山最南端的尾峰上,利用南北向的山脊作为寺的轴线。因此轴线就不是一根直线而随着山脊略有曲折。在组群的最南端,也就是在山末最南端的一个小山峰上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琉璃塔。尽管这座琉璃塔是15世纪建成的,却为14世纪的整个组群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下寺的规模比较小,可以说是上寺的附属组群。在这两个组群中,结构上大量地采用了蒙古统治时代所常用的圆木作结构,并且用了巨大的斜昂,构成类似近代的桁架的结构。这种结构只在蒙古统治时期短短的一百年间,昙花一现地使用过,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看见。广胜寺原来藏有稀世的珍本金版的藏经,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经企图抢劫这部藏经。现在人民政府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当时为了保卫这部藏经,曾经率领八路军部队在寺的附近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胜利地为祖国人民保卫住了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
  14世纪末叶以后,那就是说明、清两朝的佛寺,现在在中国保存下来的很多,只能按照不同的地区和当时不同的要求,举几个典型。
  首先是所谓敕建的寺院,亦即皇帝下命令所建造的寺院。这种寺院一般地规模都很大,无论在什么地区,大多按照政府规定的规范(亦即北京的规范)设计建造。例如现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所在的广济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寺位置在城市中心的热闹区,占用的土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是还是有完整的层层院落。山门面临热闹的大街,门内有一个广阔的可以停车马的前院。这种前院,在一个封建帝国的首都,是贵族和高级官吏、富有的商人等等,特别是他们的眷属,到寺里烧香礼佛所必需的。面临前院和山门相对的是一座天王殿,殿内有四尊天王像,它们不仅是东西南北四面天的保卫者,并且是寺院的保卫者。在天王殿的前面,在前院的两侧是钟楼和鼓楼,每天按照寺院生活的日程按时鸣钟击鼓。天王殿的后面,是寺内的主要建筑大雄宝殿。它的后面是圆通宝殿。前一座供奉的是三世佛,后一座供奉的是观音菩萨。最后是一座两层的藏经阁,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著名的佛牙就供奉在这座阁上。从天王殿一直到藏经阁的两旁是一系列的配殿和廊庑,把整个组群环绕起来,同时也把几个院落划分出来。由于地势比较局促,广济寺的庭院虽然不十分广阔,可是仍然开朗幽雅,十分适宜于修身养性,陶冶性灵。在这方面,建筑师的处理是十分成功的。在这个组群的右侧,另外还有几个院落,是方丈僧侣居住的地区,现在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址所在。这个组群原来是17世纪建造的,后来曾经部分烧毁,又经修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广济寺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中国佛徒活动的主要中心了。
  在北京郊外西山的碧云寺是敕建寺院的另一典型。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建筑处理的手法和市区佛寺的处理手法也就很不相同了。碧云寺所在的地点是北京西郊西山的一个风景点。这里有甘冽的泉水,有密茂的柏林,有起伏的山坡,有巉岩的山石。因此,碧云寺的殿堂廊庑的布局就必须结合地形,并且把这些泉水、岩石、树木组织到它的布局中来。沿着山坡在不同的高度上坐落一座座的殿堂以及不同标高的院落。在这个组群中可以突出地提到三点:一个是田字形的五百罗汉殿,这里边有五百座富有幽默感的罗汉像,把人带进了佛门那种自由自在的境界。罗汉堂的田字形平面部署尽管是一个很规则的平面,可是给人带来了一种迂回曲折,难以捉摸,无意中会遗漏了一部分,或是不自觉地又会重游一趟的那一种错觉。另一个突出点是组群的最高峰,汉白玉砌成金刚宝座塔。从远处望去,在密茂的丛林中,这座屹立的白石塔指出了寺的位置,把远处的游人或香客引导到山下山门所在,让人意外地发现呈现在眼前的这一座幽雅的佛寺。关于这座塔,在另一段中将比较详细地叙述,在这里就不必细谈了。另一个突出点,是以泉水为中心的庭园。在这里有明澈如镜的放生池,有涓涓流水,在密茂的松柏林下,可以消除任何人的一身火气,令人进入一个清凉的境界。总的说来,这个组群是在山林优美地区建造佛寺的一个典型。浙江杭州的灵隐寺,以及江西庐山很多著名的寺院,都是相同的效果。
  中国南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原因,佛寺的建筑就和北方的特别是敕建的佛寺在部署上或是在风格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四川峨眉山许多著名的寺院,都建造在坡度相当陡峭的山坡上。在这里气候比较温和而多雨,山上林木茂盛,因此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个沿着山坡一层比一层高,全部用木料建造的佛寺组群。由于天气比较温暖,所以寺庙的建筑就很少用雄厚的砖石墙而大量利用山上的木材作成板壁。院落本身也由于山地陡坡的限制而比较局促。但是,只要走出寺门,就是广阔无边的茂林,或是重叠起伏的山峦,或目极千里的远景,因此寺内局促的感觉也不妨碍着寺作为一个整体的开阔感了。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半山的万年寺、山顶的接引殿等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在中国佛寺的建筑中初次出现了发券的砖结构的殿堂,一般被称作无梁殿,例如山西太原永祚寺、山西五台山的显庆寺、江苏苏州的开元寺、南京的灵谷寺、宝华山等。
  这种的结构都是用一个纵主券和若干个横券相交,或是用若干个并列的横券而其间用若干次要的纵券相交贯通。这种发券的建筑在西方是很普通的,但在中国,虽然匠师们在建造陵墓和佛塔中已经运用了一千多年的发券,却是在外表形式的处理上,当时的工匠用砖模仿木结构的形式,砌出柱梁斗栱、檐椽等等。这种做法本来是砖塔上所常用的,把它用到殿堂上来,可以说又创造了佛教殿堂的一个新的类型。在太原永祚寺,除了大雄宝殿之外,还和东西配殿构成一个组群。一般说来,这种结构方法还是没有普遍地推广,实物还是比较少的。
  有必要叙述一下满族的清朝(公元1644—1911年)时期中修建的一些喇嘛寺,如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等。
  喇嘛教是在元朝蒙古统治时期(13世纪后半和14世纪)由西藏传入汉族地区的,满清皇朝中,西藏和北京的中央政权的关系进一步的密切,西藏的统治者接受了中央政权封赐的达赖和班禅的称号。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在建筑上反映出来。在北京城的北面修建了东黄寺和西黄寺两个组群。东黄寺是达赖喇嘛到北京时的行宫,西黄寺则是给班禅喇嘛的。可惜在本世纪的前半,在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这两个组群都被破坏无遗了。因此在北京,我们只能举雍和宫为例。
  雍和宫是清朝第三代皇帝将他做王子时的王府施舍出来改建的,于1735年完成,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喇嘛寺。庙前有巨大的广场和三个牌坊,山门以内中轴线上序列着六座主要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用传统的汉族手法建造的。其中法轮殿平面接近正方形,屋顶有三道平行的屋脊。中间的一脊较高,上面中央建一座“亭子”,前后两脊较低,各建两座“亭子”,形成了在下文将要叙述的金刚宝座塔的“五塔”形状,而这种塔却是在15世纪由西藏传到北京的。
  组群的最后一进是绥成殿,与左右并列的两阁各以飞桥相连。这种布局是中国建筑中比较罕见的,但其来源并不是西藏而是汉族的古老传统。
  雍和宫最高大的建筑物是万福阁,阁内是一尊高达20米的弥勒佛像。
  河北省承德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建有避暑山庄(离宫)。在避暑山庄的东北的丘陵地带,从公元1713年至1870年之间陆续建造了十一座大型喇嘛寺组群,其中八处至今还存在,称为“外八庙”。这些组群都建造在山坡上,背山面水,充分利用了地形,形成了丰富的轮廓线。在这些建筑中,有模仿新疆维吾尔族形式的,有完全西藏式的,也有以汉族形式为主而带有西藏风趣的。
  上面只举出了少数突出的著名佛寺组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佛教建筑仅仅就是这种大型佛寺。事实是,数以百计的佛寺,可能到十万以上的大大小小佛寺遍布全中国。大的如上所述,小的只有一个正殿两个配殿,和一般小住宅差不多。这些无数的佛寺中各有不同的地方风格,其中也有极优秀的作品。从佛寺的数字和分布上看来,也可以看到佛教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历史性影响。但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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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