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讲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图)


第11讲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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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阁远望,是当年城里最高的房子(1934-1936年)(梁思成摄)






  本文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三卷第二期,本书为节选。
  一总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
  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参阅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惟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
  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楼阁外周之露台,古称“平座”。斗栱之在屋角者为“转角铺作”,在柱与柱之间者为“补间铺作”。(——梁思成原注),条理井然。各攒斗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斗栱大斗安栱之口为“斗口”。(——梁思成原注)
  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吻,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塑,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五代石晋,割以赂辽,其地遂不复归中国。金曾以蓟一度遣宋,不数年而复取之。宋元明以来,屡为华狄冲突之地;军事重镇,而北京之拱卫也。蓟城地处盘山之麓。盘山乃历代诗人歌咏之题,风景幽美,为蓟城天然之背景。蓟既为古来重镇,其建置至为周全,学宫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齐备。而千数百年来,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则独乐寺也。寺在城西门内,中有高阁,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遥,已可望见。每届废历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县境居民,百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独乐寺虽为蓟县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与蓟人谈,咸以寺之古远相告;而耆老缙绅,则或谓屋脊小亭内碑文有“贞观十年建”字样,或谓为“尉迟敬德监修”数字,或将二说合而为一,谓为“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监修”,已成我国匠人历代之口头神话,无论任何建筑物,彼若认为久远者,概称“敬德监修”。至于“贞观十年”,只是传说,无人目睹,亦未见诸传记。即使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日下旧闻考》引《盘山志》云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盘山志》无此段。(——梁思成原注):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而对于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在彼适宜之环境之下,木质建筑,寿至少可数百年。殆经五代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须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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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