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讲 阁: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2)


第11讲 阁: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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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匡嗣,而不是开泰初(公元1012—1021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蓟州较北,已为辽内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惟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营造法式》初刊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茸,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茸,然无可考。
  万历间,户部郎中王于陛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其载修则统和已酉也。经今久圮,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蓟州志》。柯维蓁,万历中任是职,王于陛之前任。(——梁思成原注),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赡礼大士,下睹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
  按康熙《朝邑县后志》:王于陛,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5年)。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钜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陛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公元1614年)“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圮,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唯唯,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蓟州志》。胡国佐,三韩人。修学宫西庑戟门,有记。升湖广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辕号泣,送不忍舍,盖德政有以及人也。(——梁思成原注),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修独乐寺记》)。
  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记,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沈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惟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此时改变,而成今日之规模。“巍然改观”,不惟在“栅栏照壁”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动,除平面之布置外,厥惟观音阁四角檐下所加柱,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阁出檐甚远,七百余年,已向下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为必要之补救法,阁之得以保存,惟此是赖。关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话一段。蓟县老绅告予,当乾隆重修之时,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问味何如,老者曰:“盐短,盐短!”盖鲁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权衡,上檐与下檐檐出,长短适宜,调谐悦目,檐短之说,不敢与鲁班赞同。至于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门雀替之添造,门窗扇之修改,内檐柱头枋间之填塞,皆将于各章分别论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国裕民安,府库充实;且性嗜美术,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迹所至,必重修寺观,立碑自耀。唐宋
  古建筑遗物之毁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几,京畿一带,受创尤甚。而独乐寺竟能经“寺内东偏”坐落之建立,观音阁山门尚侥幸得免,亦中国建筑史之万幸也。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两宫回銮”之后,有谒陵清东陵,在蓟东遵化县境。(——梁思成原注)盛典,道出蓟州。独乐寺因为坐落之所在,于是复加修葺粉饰。此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画等外表之点缀。骨干构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见之外观,即光绪重修以后之物。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关系,独乐寺遂成禁地,庙会盛典,皆于寺前举行。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贼犯案年余,无法查获,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竟然一安乐窝。其上下之道,则在东梢间柱间攀上,摩擦油腻,尚有黑光,至今犹见。鼎革以后,寺复归还于民众,一时香火极盛。民国六年,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十三年,陕军来蓟,驻于独乐寺,是为寺内驻军之始。十六年,驻本县保安队,始毁装修。十七年春,驻孙殿英部军队,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坏最甚。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蓟县党部成立,一时破除迷信之声,甚嚣尘上,于是党委中有倡议拍卖独乐寺者。全蓟人民,哗然反对,幸未实现。不然,此千年国宝,又将牺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国二十年,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阁,山门,并东西院坐落归焉。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而观音阁山门,则保存未动。南面栅栏部分,围以土墙,于是无业游民,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现任学校当局诸君,对于建筑,保护备至。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备受灾难,今归学校管理,可谓渐入小康时期,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犹为亟不容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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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