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散文·我的故事

>>> 2007年第1期

总算安了家

作者:桑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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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学于世纪之末,刚刚在新世纪里露出头来,就挨了房子问题的狠狠一棍,谁叫我们就这么巧什么都赶上了呢:迎头赶上了福利分房的终结,赶上全国范围内的房价飞涨,房子突然变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一位在北大一口气读完博士的同事聊起房子就一脸委屈,她从来没觉得房子是自己需要考虑的事,然而几经周折,房子终于还是没有等到,她不得不匆匆在京东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碰巧在二十世纪末多读了几年书,就像多收了三五斗,难卜祸福。
  房子,已经成了最能让我们这代人热血沸腾、惊心动魄、同病相怜的话题。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房子的故事,我说的只是我赶上了的事。
  
  最是仓皇辞庙日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却失去了在母校居住的资格,从此这个城市里不再有属于我的一张床。北京向我下了逐客令,为了不和已经保研的云分离,我决定赖在这个城市。一向不喜欢刘墉,但他那本《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却让当时我坚持选择时格外有一种感动自己的冲动。
  四年同窗一时散尽,宿舍凌乱狼藉,已经找不到住下去的理由。我的工作吉凶未卜,更遑论解决住处了,幸好一位学长允我在他研究生楼的宿舍栖身一个暑假。暑期将尽,在学校狠抓宿舍管理的方针指导下,我被看楼的老头抓获,并作为可疑人员移送校保卫处,还要交两百多块的罚款,这恰好是我当时全部财产的一半。去财务处排队交钱时,同队的竟有来交研究生学费的同班同学,她看到我惊讶不已:“你最后还是读研了啊?”我一时语塞。
  师兄那里回不去了,只好去西北楼投奔师弟,正好人还没来齐,找到了一张空床。第二天晚上,和云在校园里散步,回到西北楼时已近熄灯时分。没料想床主刚刚从远方家乡赶到,他内疚地指着桌子说:“这里曾睡过人的。”我环视了一下这个已经挤了七个弟兄的小屋,又看了看堆满杂物的并不宽敞的桌子,微笑着说:“没事,我再去找找别的地儿。”
  楼外空气新鲜,星光灿烂,我漫无目的地在校园踱步,最后干脆露宿一晚。后来我听到周惠唱“今夜星光多美好,适合用寂寞去凭吊”,脑中浮现出的就是那晚的夜空。开始选定的露宿地点是图书馆前花园的长椅,那里是学校的浪漫所在,但其时恋人一空,万千蚊子集于一身,实在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急中生智,拾来旧报纸数张,既防蚊又能御寒,才坚持到东方既白。
  第二天,云看着一夜憔悴的我,心疼坏了,马上去找她留校做老师的同学老朱,让我在他的筒子楼里过了一段安宁的生活。
  
  温情筒子楼
  
  很长时间里,我的居住理想就是拥有自己的一间筒子楼。
  老朱的宿舍在西南楼,终于不用提心吊胆地通过学生宿舍的森严的门禁,我松了一口气。这个屋里住着四位大学教师,现在想来觉得不太对劲,但当时只是羡慕,住惯了八人间的我感觉到了天堂。
  我那时的工作是给报社撰稿,有时甚至一天要写一万字,宿舍里的桌子几乎成了我专用的。每当写到主人公艰苦创业的情境,我就写得特别投入,特别动情,以至主人公自己读的时候也往往会感动得落泪。
  其实,筒子楼时期,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平和的温情。一到开饭时间,厌倦了食堂饭菜的居民们开始丁丁当当做饭,摆满了锅灶的走廊里,顿时香飘四溢。我所在的宿舍没有正经炉灶,从家带来的电火锅成了主要的炊具,大家开始是用来煮方便面,后来干脆把各种菜往里扔。可怕的是那锅里的汤经常几天不换,一位中央美院出身的室友还美其名曰“老汤”。
  下雪的日子,几个人就着老汤里的新菜,喝常温的燕京啤酒,谈论着各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消磨一个晚上,是那一年最快乐的事。
  
  地下室手记
  
  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卡夫卡的《地洞》后,我有一度觉得地下室是一种适合自己的居住形式。在我想象中,地下室是一个安全、安静、冬暖夏凉,适合写作和思考的地方。
  露宿事件之后,我在学校附近的地下室旅馆住过一夜,算是初尝了地下室的滋味。说实在的有点失望,四个上下铺,住着八个从来处来,将到去处去的陌路人,感觉远不如同样拥挤的学生宿舍。
  到了年底,有了些收入,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的冲动涌上心头。猛翻一阵报纸后,得出结论,如果想住在单位和学校之间的话,只能考虑地下室,因为这个地方叫做北三环,碰巧是一个租价昂贵的地段。我按照报纸上的电话,找到了位于安贞西里的中介公司,这是我第一次和房地产业打交道。接待我的小伙子能说会道,但样子不太可靠,我当时傻傻地想:“好在房子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自己看好就不会有问题。”在可以露出一半窗户的半地下室和位于地下二层的房间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能便宜一百块钱。交出三个月房租和一个月房租的中介费后,我拿到了钥匙,在这个城市的地层里有了一个暂时属于自己的空间。
  只有八平米,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摆上从单位搬来的废弃的写字台和长沙发,加上原有的一张床,小屋里显得满满的。写字台上摆着一长排书,把卷落漆皮的部分巧妙地盖住。长沙发已经被坐得完全塌陷,表皮也破开,显示着真皮沙发的身份。
  春节后,我添置了一台便携CD机和音响,在天桥上买来几张打口CD,从此小屋里仙乐飘飘。舒伯特的“乐行瞬间”是我那时最爱的曲子,难为这个潦倒一生的人,却能做出如此欢愉的音乐。快开学了,我带着花去北京西站,把回老家过年的云接到地下室,急着让她看看这个我一手布置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后来,妈妈还曾到我的地下室住过一段时间,那些天我就住在这张沙发上。妈妈很骄傲,这是她第一次住在儿子的“家”里,而且第一次在北京有了“家”。
  地下室的缺点很快就显露无余,首先是黑,从窗户只能透进一丝光线,全天都要点灯,日子长了就觉得很压抑。再就是用电不方便,新买电饭煲只煮了一次粥,第二次用就跳了闸,整个世界陷入可怕的黑暗。后来,只好买来小煤气罐和灶具,在屋子里煮饭。还有就是潮湿,本来被褥就是湿漉漉的,后来走廊里还两次水漫金山,隔壁的一户因为门槛比我的低一寸,地毯和家具全被泡了。
  住了两个多月,有人敲门,以为是云来了,满心欣喜打开门,却是一位警察的冷脸。没有暂住证的我自然是心惊肉跳,好在他只是来宣布地下室禁止出租,让我马上搬走。也许是那一阵北京的地下室里出了什么大案子吧,接着那个楼的地下室就被查封了。我只好搬到了附近的地下室,房子更阴暗更潮湿,邻居们也更可疑,好在我担心的警察一直没有来过。
  
  我的大杂院
  
  一位家在北京的师弟到我住的地下室做客,觉得这里实在不适合居住,就告诉我他家有一套空着的平房,可以考虑搬过去住。
  在1998年的五一前后,我第一次光顾那座平房,那一天阳光格外灿烂,我习惯了地下室的眼睛只好使劲眯着。房子在和平门地铁旁的西交民巷,东边不远就是人民大会堂,那时候中间还没冒出来巨蛋似的国家大剧院。
  房子是西厢房,很宽敞,有一间大屋,一个小里间,外面还有一个厨房,让我觉得奢侈得不得了。多年没有住人了,里面尘封着各种说不清用途的家具和建筑材料。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清理房子,为搬家做准备。我沉浸在一种兴奋之中,没觉得怎么累,结果清出来的东西堆了半个院子,收废品的拉了四五车才运走,有的大件还得两个人抬。
  东西搬过来以后,我又一件件安排位置,仔细擦拭,一个近乎窗明几净的家就这么出现了。一切安置停当,把云接过来看她的新家。她一声赞叹,我满面尘灰,一身疲倦,皆化为乌有。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正儿八经开了火,厨房里设备逐渐添置齐全,开始油烟缭绕地炒菜。遗憾的是这个房子没有接进自来水和下水道,只好到院里的公共水管打水倒水,为此还特地设了两个大塑料桶。另外,还有一个大塑料盆,供冲凉洗澡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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