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散文·我的故事

>>> 2007年第1期

一粒大豆的喜剧

作者:夏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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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模糊的,情景是清晰的。
  可能是1969年,也可能是1970年,沂蒙山区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全家人沉浸在欢乐气氛里。欢乐呀,欢乐,发自肺腑的欢乐。我家自留地里种的大豆收获了,每一粒大豆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家门口的一块平地上捶豆子。大豆成熟了,就变成一种极为调皮的庄稼。一不小心,豆粒就乱飞乱跳。高大的父亲突然被豆粒滑倒了,疼得哎哟哎哟叫唤。父亲抓起一把豆粒,看了看。父亲看大豆的神情,如面对神明。父亲用骂人的话样切地骂了一句大豆。
  我八九岁,我弟弟五六岁。我的年龄决定,我必须认认真真地捶豆子。弟弟就不同了,大人虽也塞给他一根棍子,但干不干,谁也不管。他一心一意玩,捉蜻蜓,捕蚂蚱,玩豆子。
  弟弟又闹出什么故事了?弟弟忽然像个拨浪鼓一样把羰甩来甩去,又像得羊角风一样不由自主地打转转。你瞧,俺弟弟干了一件多么有创意的事;她把一料新豆塞进耳朵眼里去了。一开始,他悄悄地用一截草棒往外掏,想把新豆掏出来,可是越掏越深。他又蹦又跳,想把豆粒甩出来。豆粒钻进人的耳朵眼里,必定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它不可能轻易出来。爹抱着弟弟的头瞅了瞅,娘抱着弟弟的头瞅了瞅,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加上我都轮流着瞅了瞅。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敢再掏了,越掏越往里走,必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到了“赤脚医生”那里,“赤脚医生”下结论道:我治不了,最好去界湖(中国沂南县县城)。
  界湖?爹娘一听这个,头都大了。界湖,头不疼,脑不热,什么病也没长,还要去沂南县人民医院?前几天,邻居夏云路差点病死了,都没去界湖。爹伸出一根手根,狠狠在弟弟的着上戳了一下,说:自作自受,让豆子呆在里面吧。
  最初的不适和恐惧过后,弟弟很快安之若素,照样玩他的。晚上睡觉时,娘箉叮嘱弟弟把有豆粒的这个耳朵朝下,母亲怕豆粒越走越深。早晨,娘醒来就去摸弟弟,却发现仍在酣睡中的弟弟早就把有豆粒的一面朝上了。
  弟弟和新豆相安无事。过了5天,10天,还是20天,一知道。一天深夜,全家人都睡梦之中,弟弟忽然上床上爬起来嚎啕大哭。娘迅速划亮火柴,点上煤油灯。弟弟捂着那只有新豆耳朵说庝。娘用全家惟一“电器”手电筒照弟弟的耳朵,娘说?“俺娘,俺娘,芽都冒出来了。
  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点:豆子是有灵魂的,有生命力的,它生长的欲望是一定要表达的。耳朵眼算得上是一片狭窄却肥沃的福地,豆子的灵魂在这里醒来是不奇怪的。新豆及收了弟弟身体里的水分,膨胀了,发芽了。
  父亲把弟弟抱在怀里,安慰弟弟说:天亮了,爹就和你去界湖。
  天亮了,爹用自行车载着弟弟去了几十里外的界湖。界湖,梦幻一般的界湖,据说那里用柏油铺路,路两边的电线杆上面挂着电灯泡,不论多么黑的晚上大街上都贼亮贼亮,家家的锅台边都有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哗哗淌水……
  我从未去过向往中的界湖,比我小很多的弟弟却去了界湖。
  太阳要落山了,爹和弟弟还没回来。有人从界湖给捎来了惊人的口信:弟弟的“病”界湖治不了,爹和弟弟当天就去了另一个更大的城市——临沂。据说,新豆已和肉长在一起了,需麻醉才能取出,因在脑部,一般麻醉法不敢用,需一种特殊麻醉法才行,而沂南县人民医院没有那种麻醉法。
  临沂,临沂,那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人类之城,它差不多是耸立在我想象中的天边。
  一个又一个夜晚,我们一群伙伴坐在村头的石桥上,面对着星空和大地,以儿童式的苍茫情怀,谈论着中国、苏联、美国、世界、宇宙。我们谁也没有去过临沂。一个年龄大些的伙伴指着遥远的南方一团隐隐约约的光亮说:看,那就是临沂。
  爹和弟弟从临沂回来了。弟弟的耳朵看不出任何变化,但我觉得弟弟已非从前的弟弟,弟弟已是去了界湖、见过临沂的弟弟,弟弟的身上凭空多了一些神秘的东西。弟弟能对我讲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从心底里羡慕弟弟。
  一粒豆子的力量真是不小呀,它一下子就把我弟弟顶到了界湖,顶到了临沂,让弟弟见了大世面。
  刚打下的新豆还放在一个大笸箩里晒着。我站在天井里抓玩新豆。我用两根手指捏住一颗新豆端详着。我想:我也往耳朵眼里放放试试,我一定不会像幼稚的弟弟一样让它进去。我捏紧豆粒,在耳朵眼里放一放,拿出来,放一放,拿出来。再往里一点,再往里一点,忽然,豆粒失去了手指的控制,进去了。手指还能摸到它,但已捏不着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敢随便动了。我悄悄到母亲的针线筐里找到一根针,心想用针肯定能把它挑出来。不料,豆粒太硬了,根本扎不进去,扎一下,豆粒就往里跑一点。这粒新豆完全遵循弟弟那粒新豆的轨迹,到达了同样的秘境。如果弟弟那一颗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颗,我这颗就是第二颗了。弟弟是一个天才,我却是一个蠢才。
  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一遍遍问弟弟治“病”的过程。弟弟烦了,说:三哥,你犯了神经病啊你?我只好对弟弟说了实话。弟弟说:三哥,你这纯粹是找死啊你。天才与蠢才的界限太分明了。
  爹知道了这件事。爹什么也不说,一把将我拽到身边,拧着我的耳朵往里瞅。爹看见了那粒大豆。爹把他的大脚抬了起来。爹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爹对倒在地上的我说:老三,你也想去界湖、去临沂?是吧?你死了这条心吧。
  生产队长吹响了召唤人民公社社员出工的哨子,爹扛上铁锨,大步流星地走了。
  大人们都出工了。我也有我必须要做的工。我拿上镰刀,挎上筐,去沂河割猪草。
  耳朵里的这颗大豆,令我眼里的山河异色,生机全无。草中的蝈蝈不好玩了,水中的鱼儿也无趣了。猪草割满了筐,我无力地躺倒在一团洁净的沙丘上。脑袋触着细软如绸的沙,我忽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豆子弄出来。我试着把有豆粒的那一侧脑袋朝沙丘摔去,一下,又一下,摔得越来越猛,摔得天旋地转。
  蒙山高,
  沂水长,
  老三把脑袋摔在沙丘上。
  摔呀摔呀摔呀摔,
  一定要把豆粒摔出来……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那粒金黄的大豆从我的耳朵里冲出来了。